陶公从小勤奋好学，做官后仍保持了这种良好的秉性。镇守鄂州时，他经常劝告人们说，大禹可称圣人员？可他还珍惜寸寸光阴，那么，象我们这样的普通人，就更应“当惜分阴了”。千百年来，大禹和陶侃的惜时精神被人们用“禹寸陶分”来赞誉。鄂州学子，多受影响，勤奋读书蔚然成风，结果是人才辈出，时人以“武昌多士”称道。后来，有名的庾（庾亭之弟，荆州刺史）、殷浩（扬州刺史）等人都是出于陶公门下。

陶侃在任职期间，对各类公文书函都及时处理答复，从无积压、拖拉和推诿的现象。人们来这里办事都很顺利，从没有久候不决的事。因奸臣王敦忌恨，降调广州，逆境中他不堪沉沦，闲暇时搬动砖块，借以磨炼自己的意志，防止懒惰习性的滋生。王敦死后，陶公升为征西大将军，接替王敦，复镇鄂州。在这里他还专门修了一座“读书堂”。史载“读书堂在寒溪寺后”，大约在今西山水泥厂处。公务之余陶公就在读书堂中潜心研读，终日不懈。清咸丰8年（公元1858年）主事王家壁同邑人曾重新修缮读书堂，同治年间亦有人维修。在读书堂中的“桂花厅”有百年丹桂一株，周长数十围，每到秋天,红花满树，浓香弥漫里，格外招人喜欢。可惜的是，如此一个好处所，竟被日本帝国主义炮火所毁。解放前夕，在读书堂遗址中还发现了陶公的“侃”字铜印一枚，现藏于市博物馆内。

陶侃镇守鄂州时，江北豫州、五水蛮（大别山、皖南及黄冈一带）的民众也来鄂州赶集，民间的往来很活跃，但是当时并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，他便在武昌城东开壁了一声场地，建立一处称为“夷市”的交易市场，作为百姓们贸易的专门场所。这便是鄂州历史上最早的官办集贸市场。夷市的建立，既便于官府统一管理，也方便了老百姓的买卖交易，繁荣了市场，活跃了经济。

陶侃生在社会动荡、吏治腐败的两晋时期，但他贫苦的出身和母亲的严格教育，使他刚正不阿，清廉自守。担任太守期间，他亲自督导官吏百姓种植的“官柳”，如同他的操守、风范一样，荫及后世，千秋景仰。

在鄂州民间还流传着这样几个故事。有一次，陶公处出巡视，看见一个贵公子手上拿着一把未成熟的稻穗，便责问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那人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我在路上行走时，看到稻子长得不错，便随手扯来玩玩…..。”不等他说完。陶公便勃然大怒，严厉呵斥道：“你自己不知种田苦，反而糟贱天物，这稻子是农夫辛勤劳动种出来的，人家还靠它给全家老小养命呢！”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敢糟踏庄稼了。

据说，陶公从不饮酒，厌恶赌博。有一次，他的几个最亲近的部属因酗酒赌博而耽误了公事，陶公十分恼火，将他们叫到跟前，命令他们将酒器赌具投入长江之中，并按照军法处置：“一边打板子，一边数落道：“赌博是一种最卑劣的行为，一个正派而有道德的人，怎么能做这种取财无道，非礼非义的事呢？

史料记载，在他管辖的范围内，“自南陵迄于白帝，数千里中，路不拾遗。”那些外地来鄂州的饥民也因受到陶公的赈济而“归之盈路”。

晋咸和9年（公元334年）6月，陶侃劳累成疾，主动上表辞官。在他辞官的第二天便逝世于鄂州樊口溪，终年75岁。遵照他生前的遗嘱，将他葬于国南（长沙县南）十里处。他的部属则在鄂州城西为他立碑画像，让“武昌官柳”与他为伴。

陶公41年军的军旅生活，其中有３０年是在鄂州度过的，与鄂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在他逝世千年后，鄂州人还特在西山之巅为他和元结、苏轼建立了“三贤亭”。